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

点击数：20542015-10-02 22:06:06　来源: 淄博巴布罗翻译有限公司

1957年,毛泽东(左一)林伯渠(右一)向伏罗希洛夫(左二)赠送《伟大的友谊》画册，右二为戈宝权

1958年10月,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右五)副团长:周扬(右六)、巴金(右四)、戈宝权(后左四),团员:叶君健、刘白羽、曲波、祖农·哈迪达尔、季羡林、赵树理、袁水拍、郭小川、纳·赛音朝克图、库尔班·阿里、许广平、张庚、杨朔、杨沫、玛拉沁夫、谢冰心、萧三、高莽

戈宝权(右一)1932年于大夏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35年出任驻苏联记者前和同学好友合影留念

1957年7月,戈宝权(旁立者)陪同米高扬(左一)等参观北京天坛回音壁

1935年,戈宝权(后排左一)任《大公报》驻苏联记者，与国民政府驻苏联使馆人员合影

刊登戈宝权译著的部分杂志

戈宝权在北京家中书房

他一生出境访问七十多次，除去青少年时期和“文革”十年动乱不计，平均每年大约出访一次半。对他如此热心致力于对外播种友谊和促进文化交流，江泽民同志曾于1997年12月6日，为出版怀念他的画册题词：“文化和友谊的使者”。这位使者，就是我国已故的著名外事活动家兼翻译家戈宝权。

结识戈宝权

我与戈宝权相识于1978年，那时他早已是位大名人，我这个无名之辈得以认识他，全因《译林》结的缘。当时我奉命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可我在翻译界一个人也不认识。着急之际，见报载戈宝权是江苏人，我就冒昧给他去信，请求对家乡这个新办的刊物给予指教和帮助。原不敢抱多大的期望，谁知竟收到戈宝权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还附了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译诗，供《译林》创刊号刊用。得到这个超乎意料的支持，无疑大大增强了我们办好《译林》的信心。

1979年冬，我邀请戈宝权到无锡出席《钟山》、《译林》合开的笔会，这是我首次与他会面，他那平易近人的风度，使我们俩一见如故。他坦陈了对办好《译林》的许多看法，对《译林》确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重点译介外国当代新作这一办刊方针表示肯定与支持。可以说，戈宝权是我不惑之年才结识的外国文学界的启蒙老师。是他，帮助我极为不易地约请到钱锺书、杨绛、卞之琳等许多著名学者出任《译林》编委，有力地提升了《译林》的名望。其中钱锺书夫妇答应当编委，还有个有趣的波折。

钱锺书向来谢绝出任当编委这类挂名的差事，也许禁锢多年，他很看好《译林》“打开窗口”这个宗旨，这次破例答应当《译林》编委。随之戈宝权又建议我，趁机把杨绛也请了，我当然照办。算我运气好，钱、杨二老都答应了。可是当我把编委名单送给当时我的主管审阅时，此人一向搞政治宣传，对杨绛的学术声望一无所知，竟将她的名字删掉了。面对顶头上司这种无知的决定，我虽想不通但又不能不执行，只好编了个明显站不住的理由，去信说《译林》才创刊，编委人数不宜太多，杨先生打算放在下一步再请。钱锺书接信当然很不高兴，立即把他自己原先的答应也收回。那位上司见此情景，又要我再去做工作，这一下可真把我为难死了。没办法，我只好认错自责，再央求戈宝权出面帮我“救火”。 戈宝权还真仗义，连忙亲自上钱锺书家当说客。我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办法说服他们，反正最后总算雨过天晴，钱锺书、杨绛夫妇不但都接受了担任《译林》编委的邀请，而且还开启了我与他们往后密切的交往。回首往事，引荐我去见钱锺书的是巫宁坤，但促成我与钱锺书夫妇深厚友谊的就是戈宝权了。

1980年春，《译林》创刊号因刊登英国当代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一位外国文学界权威上书中央领导，指责《译林》“趋时媚世”，“五四以来中国出版界从未如此堕落过”，此信被批转江苏省委处理，当时《译林》面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幸好当时中央对文艺实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对“译林事件”没有追究。事实上，当时文艺界支持《译林》开放方针的也大有人在，戈宝权就是笫一个公开支持《译林》的学者。他针对一位外国文学专家，批评《译林》“打开窗口”的方针，是“把苍蝇蚊子都引进来了”，立即发表《让窗子开得更大些吧》一文，鲜明地坚持对外开放。在后来多年的办刊实践中，无论是约稿、评奖，还是开会、搞活动，戈宝权都是有请必到，有求必助，更因《译林》的结缘，引伸出他与家乡江苏，在文化、教育、出版、外事等多方面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素描戈宝权

戈宝权（1913-2000）是江苏东台人，他的叔父戈公振，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报人，曾与邹韬奋、叶圣陶等知名文人一起，积极投身爱国民主活动。戈宝权深受戈公振的影响，青年时期就接触爱国进步思潮，关注苏联的十月革命。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他就广泛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俄苏的经典名著，同时积极自学多种外语，开始翻译俄、英、日文的文学作品。这些经历，为他后来从事的对外文化活动，无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35年起，戈宝权作为天津《大公报》的记者驻苏联三年，1938年回国进入《新华日报》，并秘密入党。此后受周恩来指示，先后在香港、重庆、南京等地从事文化工作。解放后先是当外交官，后来改做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戈宝权一生的成就涵盖了许多方面，依我看最重要的，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外事交往，二是文学翻译。

先说外事交往。解放前夕，他就奉命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代表我党赴莫斯科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1949年7月，曾陪同刘少奇秘密访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我驻苏大使馆首任临时代办兼政务文化参赞，是建国初期我对苏外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5年后奉调回国，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在这期间，因所谓“一篇文字泄密”问题一度蒙受不白之冤，事情澄清后，调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苏联东欧室主任。从此，他专心致力对外文化事业。

他毕生大部分精力，献给了中苏文化交流。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担任驻苏记者时，就协同戈公振，促成了梅兰芳和胡蝶赴苏演出。这期间，他有幸见到高尔基和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夫人，还参观了托尔斯泰故居，出席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葬礼，以及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活动。三年的记者生涯，不仅使他增进了对俄苏文化的了解，更使他的俄语水平大大提高。后来他任职驻苏大使馆及中苏友协总会期间，除当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多位领导人的俄文翻译以外，还参与中苏高层互访和对苏文化交流的许多重大活动，结识了爱伦堡、费德林、法捷耶夫、苏尔科夫等多位当年苏联文化界名人。戈宝权接触苏俄文化界之广泛，以至有俄国友人风趣地说，戈宝权在苏俄文化界的名声，也许比在中国文化界还要大。

除苏俄以外，戈宝权的外事活动，还遍及欧美亚非许多国家。1958年他参加茅盾、周扬、巴金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结识了多位研究欧美文学、汉学、鲁迅学和世界语的学术同行，增进了彼此的交往。他先后以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参加文化纪念活动，出国讲学，受邀与国际友人会面等方式，出访过三十多个国家，传达了中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进程中的声音，促进了外国朋友对我国的了解与友谊。除驻苏使馆五年的外交官生涯外，数十年如一日，戈宝权不是外交官，却不遗余力地做着民间外交的工作。俄罗斯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戈宝权没有变成职业外交官，他出色地执行自己的爱国职责，可是吸引他的不是外交官的功名，而是文学与艺术，那种迷恋是他的志向，任何力量也钳不住他那种向往。”这是对戈宝权十分贴切的评价。戈宝权正是凭着自己这种执著的志向，被莫斯科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授予名誉博士荣誉，并于1988年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颁给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能获得这枚勋章相当不容易，迄今我国仅有曹靖华、戈宝权、巴金三人获得。

再说翻译成就。戈宝权不仅精通俄文，还掌握英、法、日、乌克兰、罗马尼亚、世界语等十多种外语。早在三十年代上大学时，戈宝权就开始翻译拜伦、雪莱的抒情诗，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以及日文作品。1937年他参加普希金家乡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时，开始翻译和研究普希金的诗，抗战时期虽居所不定，但他仍坚持挤时间译诗。1947年《普希金诗集》公开出版，这是戈宝权出版的第一本译文集。

此后他既翻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古典文学名家之作，也翻译高尔基、爱伦堡等当代苏联作家的作品，还翻译东欧及亚非拉作品。八十年代北京出版社曾出版《戈宝权译文集》，合计五卷、三百多万字。他翻译的高尔基《海燕》，曾收入我国中学课本；他的一些翻译论文，已被译成英、法、德、西、日等多种外文。他是我国研究普希金最早最全面的学者，198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五十周年时，他修订再版的译作《普希金诗集》，获得中国社科院1977～1991优秀科研成果奖。他还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普希金文学奖”，乌克兰作家协会的“伊万·弗兰科文学奖”和“白俄罗斯翻译奖”。为表彰戈宝权的翻译贡献，1989年香港翻译协会又授予他“荣誉会士”的称号。

怀念戈宝权

戈宝权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他的优秀品格和学术成果，值得传承的有很多，以下几点尤其令人怀念。

一是勤奋钻研。钱锺书曾评价戈宝权：“外语懂得多，掌握外国文学资料多”。这“两多”全靠戈宝权勤奋好学而来。他在大学只必修英文，后来掌握的十多种外语，全是他自学的。而且他涉猎极广，除外国文学以外，对翻译理论、中外翻译史、中外比较文学、古代神话、世界宗教、以及鲁迅学等等，他都有广泛研究，成果累累。特别是他有过目不忘的好记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重视搜集和积累各种史料和数据，以至常常被人称做“活字典”或“活的百科全书”。罗曼·罗兰是否写过信给鲁迅，曾是我国文坛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为此戈宝权查了中、法好多家图书馆，还特意走访罗曼·罗兰夫人，终于得出否定的确切答案。郭沫若获悉后，曾称赞戈宝权是个做学问的有心人。

二是爱书如命。戈宝权一生惟一的爱好就是买书。平时在北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每出差到一个新地方，他最有兴趣去逛的，就是那里的旧书店。“文革”期间，他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他仍挤出钱来买书。1935年他在莫斯科时就订购了一套百年纪念版的《托尔斯泰全集》，此后出一本他就买一本，历经三十年，终于买齐了全套91卷，成为我国这套版本最全的收藏家。1986年经我提议和“鼓动”，戈宝权夫妇同意将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在馆中专辟“戈宝权藏书室”，2001年戈宝权夫人再将戈宝权生前自用的一批工具书及参考书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戈宝权因捐赠仅有的财产两万多册藏书所得的奖金又悉数捐出，在《译林》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用以奖掖扶持翻译新人。

三是克己奉公。戈宝权买书很慷慨，而在其他方面，他却非常克己奉公。熟人常戏称戈宝权为“老十级”。原来一开始实行薪给制，戈宝权是“三八式”老革命，工资早就定为十级。此后每次调工资，他总是谦让，把调资名额让给别人，以至直到逝世。许多人认为他太吃亏了，但他自己不计较。戈宝权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位夫人郑兴丽是位歌唱家，育有一女。笫二位夫人沙莉娜，后在高校任教，育有一子。第三位夫人梁培兰，会计出身，是在“文革”患难中与戈宝权相爱而结合。她可是戈宝权后半生的贤内助，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在戈宝权逝世后，她更顽强地承担起整理、编辑《戈宝权画册》和《戈宝权纪念文集》的任务。安徽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戈宝权全集》，梁培兰又在为搜集全集的内容而辛劳。

戈宝权的人格魅力，将与他的学术成就一样，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作者：李景端）